李新
广东中山医科大学鉴定中心1998年做了500多宗“亲子鉴定”，比1997年多了200多宗，是1984年的10倍。而有专业人士说，在北京可能已有4家单位能进行“亲子鉴定”，接受鉴定和询问有关事宜的人逐渐增多。 记者在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物证室看到，一叠鉴定报告中除了刑事鉴定外，有相当一部分为民事鉴定。随意抽出一份，所记为一对青年夫妇，丈夫因怀疑女儿非自己亲生，夫妻经常吵架。后来一家三口来此进行“亲子鉴定”，鉴定结果证明该女确为其父亲生，持续多年的家庭危机由此烟消云散。而另一位丈夫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14个系统的鉴定中，他与孩子在6个系统的鉴定数值对不上，被排除亲生的可能性。 一张鉴定报告书可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存亡，因此鉴定机构负责与否事关重大。刘雅诚法医师说，除了法医机构、血站具备鉴定能力外，大医院内设的分子生物实验室也可能进行DNA实验。如果“亲子鉴定”突然出现一拥而上的情况，有可能对社会安定产生不利影响，已发生过一些鉴定机构对被鉴定者仅做了一两个系统就得出结论的事件，甚至不出具报告，仅口头通知的情况。 有关人士认为：“亲子鉴定”不能作为一种普通的医疗服务甚至社会服务来对待，进行限制和规范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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